什么是生命政治

存档说明：本文为蓝江教授论文，原刊《武汉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22 年第 1 期，原链已失效。以下为结构整理，版权归作者与原刊所有。

引言：从健康码说起

进入机场或高铁站前出示健康码，是一代人共同的经验。绿码放行，黄码或红码则被迅速带离人流。在二维码的读取面前，性别、年龄、种族、职业、学历都失效了；真正起作用的，是两种身体之间的区分——健康的、被允许通行的身体，与有感染风险的、需要被隔离的身体。

这是一种不同于启蒙以来政治哲学的权力方式。它不靠「把人变成帽子」的政治经济学魔术，也不靠无知之幕下的程序正义，而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生物性生命。福柯、阿甘本等人所说的「生命政治」，正是指这种权力。

生命政治就是政治权力直接作用于我们生物性生命的政治。 它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：

前生命政治：政治与家庭二分，生物性生命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。
近代：民族国家崛起，颅相学、面相学、指纹与生物档案出现，生物学成为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尺度。这一时期更准确的名字是「生物学政治」（bio-politics）。
现代生命政治：18—19 世纪规训体制介入，个体被规训为规范的身体，国家得以从人口总体层面治理。
数字—生命政治：大数据、生物技术与算法把生物性身体数据化，形成德勒兹预言的「控制社会」。

一、政治之外的生命：polis 与 oikos

亚里士多德说：「人类在本性上，是一个政治的动物。」但这里的「政治」并不是今天的政治学，而是城邦（polis）之学。人不能独自生存，所以要组成城邦、组成政治共同体；城邦使人区别于一般动物。

但城邦不等于群居。蚂蚁、蜜蜂、狼群也群居。使城邦区别于动物群居的，不只是「在一起」，而是一套区分机制。

雅典城邦还有另一种聚居形式——家（oikos）。家政学（oikonomia）的词根就是 oikos。亚里士多德在《政治学》里说城邦由家庭构成，但家政与城邦政治有巨大差别：城邦公民之间是平等的民主原则，家政则是专制原则，「家庭的统治是专制的，而依法统治则是自由民和地位同等的人组成的政体」。

家政处理三种关系：主奴、夫妻、父子。这些关系里也有「尊重」，但那是「以服从为基础的尊重」。妻子要习惯于忍受，奴隶要以食物作为报酬。更重要的是，身体关系被留在家政里：夫妻的身体关系不属于城邦政治，主人对奴隶身体的处置也不受城邦法律约束，而执政官鞭挞一个无罪自由民却会引发争议。

阿甘本把这一点推得更远：城邦与家的区分，同时也是灵魂与身体、bios 与 zoē 的区分。bios 是有资格的生命，是自由民参与城邦政治的生活方式；zoē 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营养性、欲望性生命，被严格限定在家庭之中。西方政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 bios 与 zoē 的区分上——政治哲学看到的，始终是被抽空了生物性生命的 bios；所谓「善与正义」，也只有在这种排斥之上才成立。

到了近代，政治哲学连「家」这个最后容纳生物性身体的空间也不需要了，它发明了「自然状态」，用虚构的前政治社会掩盖生物性身体。但被排斥的东西不会消失，它只是换一种形态回来。

二、颅相学的印记：种族主义与生物学政治

《被解救的姜戈》里，奴隶主坎迪用长烟斗测量姜戈鼻子到嘴唇的距离。他不相信黑人是自由民，而测量，正是 19 世纪颅相学的动作。

颅相学奠基者弗朗兹·约瑟夫·戈尔相信达尔文式的进化，也相信人种之间存在进化关系。他与助手绘制《神经系统解剖学和生理学图谱》，把黑猩猩、黑人、北美印第安人和白人排成一条进化序列，用颅骨的大小和形状决定个体在序列中的位置。美国人乔治·孔贝 1837 年在纽约演讲，用颅相学为英帝国主义辩护，宣称英国人是「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」。

颅相学为殖民扩张和种族主义提供了「科学」外衣：黑人与印第安人被说成介于黑猩猩与真正的人之间，只部分算作人，因此不配拥有与白人殖民者同等的公民权。既然他们只有生物性身体、不能成为真正的人，那么屠戮与贩卖便不会遭到政治与伦理的诘难——政治学和伦理学只对「真正的人」有效。

同样诞生于殖民地的还有指纹识别。1857 年印度兵变后，总督赫施乐无法「将一个印度人和另一个印度人区别开来」，于是用指纹区分良善可靠的印度人与危险顽固的印度人。这套技术后来才变成精确的个人识别，但它最初的逻辑仍是颅相学的逻辑：通过生物性身体，把文明与野蛮、良善与败坏、可进化者与废弃者区分开。

也正是在这个脉络里，bio-politics 一词最早并不指我们今天熟悉的生命政治。1916 年，瑞典人克耶伦在《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》中首次从地缘政治和种族主义角度使用它：国家以生物学和生命科学为基础，在公民与非公民、文明与野蛮之间作出区分。国家不介入公民之间的政治关系，却在公民与非公民之间充当生命法则的仲裁者。

这就是种族主义政治学的基础：一边是肖邦与贝多芬的文明世界，另一边是生物学区分出来的、血流成河的地狱。

三、生命的档案化：现代生命政治的诞生

指纹系统从印度殖民地传到苏格兰场，从区分「种类」变成精确的个体辨识。罪犯留下的指纹可以帮助警察确认身份，法官也需要它来定罪。警察很快不满足于偶发使用，他们想要一整套罪犯档案，从总体上辨识和控制罪犯。

第一个发明并实行这种档案系统的是法国警察阿尔方斯·贝蒂荣。1883 年，他宣布了一套结合指纹、照片和人体测量的档案系统：正面与侧面照、掌纹与十指纹、身高体重、头与右耳、手肘到中指末端、中指与无名指、左脚、躯干、臂展……这套方法后来被称为贝蒂荣测量法。

几乎同时，英国文官弗朗西斯·加尔东引入并改进了这套系统，对不同种族做更精细的生物数据归档，还把它推向民事与行政领域，例如用生物档案管理伦敦的卖淫行业。生物识别由此从「在正常人里找出异常者」，变成「对群体中所有人进行档案化」。

这是一个关键转变：需要辨识的不再是外部的奴隶与内部的主人、外部的野蛮与内部的文明，而是不分族群、性别、等级、阶级的全体。所有人的生命都成为归档对象。身份证与健康码并不是为少数人设计的，它们一经出现，就面对所有个体。

阿甘本说，在人类历史上，身份第一次不再承担社会「人格」和他者认同的功能，而只剩下生物数据功能。权力面对的不再是我们的人格，而是生物性数据——「隐秘地绝对属于其自身，但又无法认同的某物」。

福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生命政治。这种 19 世纪诞生的新权力，目的不是约束肉体，而是作用于生命：它关注出生率、死亡率、性别比例、老龄化率、感染率、疫苗施打率这些人口总体层面的偶然事件，并试图控制它们的概率。

福柯把现代政治治理分成两个层次：微观上，通过监控与规训生产规范的身体；宏观上，这些个体被人口统计学数据化、档案化，构成「人口」，政治治理就在人口概念上运作。规训权力针对个体，生命权力针对总体；前者让人正常化，后者让人口安全化。

四、分体与算法控制：控制社会与未来的生命政治

福柯没有亲眼看到全景敞视主义在 21 世纪的彻底实现，也没有看到安全机制式的生命政治成为主流治理形态。他去世六年后，德勒兹发表了《控制社会后记》。

德勒兹说，规训社会的典型空间是工厂：集中、分区、时间管制，工人被规训成标准身体，走出工厂就失效。控制社会的典型单位则是公司：公司不断制造最激烈的竞争，让每个人与其他人对立，用「论功行赏」的绩效原则把人分化。工人曾能作为阶级团结起来，分体（dividual）却不能——绩效把每个人拆成一组可比较的数据，排名靠前者拿走奖金，排名靠后者面临淘汰。

分体为了不被淘汰，只能拼命把自己转化为更漂亮的数据。加塔利设想的未来城市里，电子卡会记录每个人的位置、合法或非法，形成普遍的调制；今天，智能手机、传感器与芯片比那张卡更彻底。健康码与行程码就是这种控制社会技术的具体运用。

真正让控制得以运行的，是背后的数据库与算法。数据库不仅记录信息，还具有强大的融合与共生能力；所有关于数字社会的科幻想象，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数据库——《神经漫游者》的冬寂，《西部世界》的雷荷波。控制社会的中枢通过算法计算每个分体的定位与数据，对会产生影响的分体进行调制。

韩炳哲把这种机制称为「筛选监视」：全景监狱监控体制内的囚犯，筛选监视则把远离体制、敌视体制的人标记为不受欢迎者并排除在外。前者服务规训社会，后者保障体制的安全与效率。

作者把这一阶段称为「智能时代的数字—生命政治」。它与前三个阶段有质的差别：

前生命政治阶段，城邦与家庭、政治学与家政学分属两个领域，生物性身体被排除在政治之外，政治因此保持纯粹。
近代用自然状态与市民社会取代城邦与家庭的对立，生物性身体的排斥变得隐蔽，并以种族主义的方式显现；生物学成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门槛，生命政治表现为「生物学—政治」。
19 世纪以后，殖民地治理影响本土的监控与安全治理，生物学尺度用于辨别罪犯、精神病人、娼妓等「不正常的人」；贝蒂荣与加尔东把生物特征变成数据，生命政治开始抽象化——具体身份不再重要，数据才重要。
今天，生物数据普遍化、常态化，监控对象从「不正常的人」扩展到所有人。人只有把自己变成数据才能生存；个体（individual）变成数据库里的分体（dividual），在思想与生物性生命两个层面同时受到算法调制。

结语

从城邦对 zoē 的排斥，到颅相学与指纹的生物学门槛，再到档案化的人口治理，最后到算法对分体的实时调制——生命政治的历史，是生物性生命不断被重新纳入政治、又被重新格式化的历史。

这也意味着，对生命政治的批判不能只停留在「权力压迫身体」的旧框架里。当权力不再作用于人格，而作用于数据；当我们的生物性生命被拆成可计算、可预测、可调制的分体，批判就必须同时面对生物学、统计学与算法。

原文信息

标题：〈什么是生命政治〉
作者：蓝江
原载：《武汉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22 年第 1 期
原链：https://ptext.nju.edu.cn/8e/85/c13164a560773/page.htm（已失效）
作者相关研究：〈智能时代的数字—生命政治〉，《江海学刊》2020 年第 1 期